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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家言:文学翻译奖空缺门外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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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已有多日,但与以往不同,至今仍是“争议”不断。不过,真要说汗颜,这一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空缺,倒是一个明摆着的颇使人羞惭的事实,这在“鲁奖”的评选史上也是尚属首次。如果对现有的这五届有个大致的了解,文学翻译奖的渐趋弱化当不难想见。第一届和第二届都是5部作品获奖,但到了第三届,就只有田德望翻译的《神曲》和黄燎原翻译的《雷曼先生》这2部,到第四届,有许金龙翻译的大江健三郎所著的《别了,我的书》等3部,已是勉为其难,到如今这第五届,干脆就宁缺毋滥或颗粒无收。是本该如此,还是本不该如此,显然大可思量。 翻译这一行当,其实古已有之,从业者在周代被称为“象胥”,汉代则为“舌人”,南宋以后又改称为“通事”。但要出色当行,又无非是在“信、达、雅”这三个字上显功夫。翻译了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》《济慈诗选》等作品的著名翻译家屠岸先生曾说:“要做好文学翻译,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,而这其中,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国的语言和文化。因为好的文学翻译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翻译对象中,体会原作作者的创作情绪,最终用母语再表现出来,这要求译者必须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,领悟汉语言文学的精髓,使之融入血液中才行。”擅长翻译法国文学又学养深厚的傅雷先生就堪称这一方面的典范。在此不妨略窥一斑,以见识他的过人之处。多名译者曾经试手罗曼·罗兰的长篇巨著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开篇的那一句,傅译版本是“江声浩荡,自屋后升起”,另有译者则译为“江流滚滚,震动了房屋的后墙”或“屋后江河咆哮,向上涌动”,而更有一位后来的译者索性就绕过了这一句。细细品味,高下不难判别。这也正如傅雷在其《翻译经验点滴》中所说的:“想译一部喜欢的作品要读四遍五遍,才能把情节、故事,记得烂熟,分析彻底,人物历历如在目前,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。”而且,他的通达之处还在于极为明了西方和东方在表述和阅读上的差别:“他们喜欢抽象,长于分析;我们喜欢具体,长于综合。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,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,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,连意义也晦涩难解,叫读者莫名其妙。”如今资讯发达,交通便捷,作者与译者理当往来无碍,在创作上互诉衷肠,却又偏偏是你写你的我译我的,隔膜深重,即使狭路相逢,也是擦肩而过。似乎倒不如傅雷那个时候,多的是古道热肠,多的是西出阳关有故人。 取法乎上,得乎其中,而出版业空前繁荣景象下文学翻译的种种虚弱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也再难见到像冯至、萧乾、杨宪益、杨绛、季羡林那样的翻译家,而那样的翻译家同时又往往是妙文迭出的文学大家。或许,当下文学翻译稿酬偏少是导致作品质量日趋低劣的又一大主因。当年傅雷先生每天译1000多字,日收入20多元,既可保障生活无忧,还可“一字之炼,旬日踌躇”,“《老实人》的译文前后改过八道,原作的精神究竟传出多少还是没有把握”。现在的翻译者大都管不了这么多了,更何况米珠薪桂,时不我待,就只一味地贪多务得,也一股脑儿地泥沙俱下。而在此情势下,要想出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,也就几近是奢望了。 同理,中国文学尚未很好地走向世界,也与翻译上的诸种欠缺显然大有关联。看来我们的文学翻译,在自觉任重道远的前提下,就首先要在内外兼修上多加砥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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